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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八十年前,剑阁也因霍乱大流行封场

南宁夜生活2023-02-01 23:12:43南宁夜生活105

2020年,新冠肺炎突袭来势汹汹,一波一波地蔓延着全球,人人被迫卷入其中,大家以相同的忧恐谈论着疫情肆虐后的伤痕,为了阻击这场重大瘟疫,各地采取了不同方式,还按下了集镇赶场的暂停键,但实际从公共卫生来讲,有些举措在剑门山区的近代史上也存在过。在完全挺过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前夜,现在就让我们将时光回溯至1940年,那年对剑阁而言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那段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的岁月里,民众也曾顽强地与瘟疫抗争过。

来自百岁老人的述说

今年七月的剑门山区,骄阳似火。在店子镇,有这样一位期颐老人,虽历经百年沧桑,有些耳聋眼花,但身体却依然健康,偶尔能赶场、编蔑,谈到80年前剑阁大流行的霍乱,在年过七旬的次子解释下,刻满一道道皱纹的脸上不时露出酸楚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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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他叫刘光杰,近几个月来常常慢条斯理地唠叨起他21岁时遇上的那场瘟疫,就在他所在的联盟村雾里庙岩地段,当年夏天不断有人得“麻脚症”死去,开初是装棺材、火匣,逐渐死多了竟没人敢近身,不得不用麻绳将用席筒卷着的尸体拖到黄栎树嘴下丢弃,他那时年轻胆大,就他拖拉和知晓的就有30多具,位于被称为微型烽火台灯杆顶部的油灯在晚上持续亮起,表明是高风险地段以不让外人进入。老人还说:“那时我们这里属杨村乡第二保,杨村场有两个月就不准赶场啊”。

至今,在金仙、白龙、鹤龄、元山四个片区一带,70岁以上的老人多能追忆起父辈经历过的这一惨痛往事。

第二波霍乱吞噬2万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编辑的《剑阁县志》第30篇《卫生》记载:霍乱,民国8年(1919年)8月至9月,城关、武连、开封、汉阳等地患者1.7万人,占发病地区总人口19.3%南宁80年代霍乱,死亡13800人;1940年6月开始,霍乱再次流行,年末统计全县17个乡镇染病4万余人,死亡2万余人,其中壮丁8323人。短短20年间,仅仅25万人口的剑阁就因两次霍乱流行风暴,殒命达3万余人。

霍乱,亦称麻脚症、清水症、吊脚痧,音译“虎烈拉”、简称虎疫,是一种多发生在夏季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典型症状为,经过几小时或短短几天的潜伏期后,突然为剧烈腹泻、呕吐大量米泔样排泄物,小腿部麻木发冷、起疙瘩出黄水,霎时骨瘦如柴、眼珠陷落、面如土色,流行迅速且死亡率高、死亡快。

1919年的剑阁霍乱大流行,年代久远,资料不多,似与民国初期四川骤然掀起的军阀混战有关,“军兴与瘟疫如影随形”,“大战后必有大疫”,“普安城遍街喂马”导致多次发生战斗的剑门驿道沿线为疫情重区,能佐证的是“民国9年7月熊克武军来阆中,军中有霍乱患者,致使该病在全县流行三个月,死亡达千人”。这里重点说说1940年剑阁再次遭受霍乱眷顾的梦魇。

1940年(民国29年)6月中旬,在南部与剑阁、阆中接壤的场镇已有霍乱病例发生,金仙木匠袁某“赴南部县兴隆场为死于上吐下泻及小腿抽筋之人制作棺木,并帮助其掩埋死者,事毕返金仙,次日即患霍乱,二日内死于一小店中,三天后店家染上全死”。《剑阁文史资料》中袁安中回忆说,金仙镇袁家沟(后属长岭乡)算重灾区,死人130多,许多家庭遭受灭顶之灾,他家大院内10户死9人,其长兄家3人死去2个,有早晨抬死人下午抬人者又死去,有请医者未返患者已死请医者亦死的;袁正兴一家有8人死得只剩下他一个孤儿;有夫妻双双死床上;袁文兴一家连死3人,连“走阴”的蒲映也得症死去。迅速蔓延的霍乱猛烈流行,就在6月底,金仙“已死二千余人”,到7月底白龙、演圣、柘坝、仁和、罐铺、香沉、碑垭、杨村、鹤龄、大兴等地“死亡七千人”。一时间,太多的村庄紧张起来,酷暑仿佛寒冬,忙于生与死的搏击,一些地方(保甲)弥漫着恶臭,绿蝇成群,哀鸿遍野,谣言满天飞,不少院落炊烟消失,恐慌的人们纷纷逃离。

“生在剑阁县,青天看不见,穿的老兰布,吃的酸菜饭。春荒遭天旱,捐税交不完,有病没有药,缺米又缺钱”,“好个剑阁县,臭虫不断欠,虱子成了堆,跳蚤到处窜”,这是剑门山区旧社会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当时虽有王柄如、李公民等年轻中医名家不计报酬、四处奔走,还将临床治疗验方制成散剂免费发放,但那时的中医疗法在烈性传染病来袭时收效不大。那时的剑阁还没有完全打破古老的自我封闭状态,又因一些地方的瘟疫确也存在“不可思议”的跳跃式、线型传播,因此巫医治病、跳神弄鬼、设坛作祭“送瘟神”等迷信手段十分盛行,连瘟神庙里祈祷的人们异乎寻常拥挤,结果是愈演愈烈。为抗争病魔传染,连死后从后墙掏洞将尸体抬出的做法较为多见,还有最奇葩的治疗方法是喝黄泥水,曾任县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的蒲芝桃回忆,他妻子娘家人得病后喝黄泥水,“喝了又吐,街道像遭洪水淹没惨状”,最后只剩下她一人活了下来。恐惧与绝望不断传到普安,当时剑阁只有一家西医诊所、医生甚少,对民众生死一贯听之任之、迟疑不决的县政府与第十四专员公署,在群众的强烈呼吁下,不得不向省府急电:“虎疫流行甚至炽,民命朝不保夕,危殆万分,请速派医生,飞送药品,下县抢救。”

惊动省卫生处的扑疫

当年7月27日,已成功创建农村卫生保健网、受邀刚刚初建四川卫生实验处的陈志潜(1903—2000),闻讯川北发生霍乱疫情,安排临时防疫队来到剑阁“扑疫”一周。因县城距金仙较远,虽当时尚无病例发生,但已笼罩着惶恐不安、大祸临头的气氛,充斥着悲观与消沉,防疫队到后“第二天即有一自王家坪抬来的病人为霍乱典型症状”。在派员到金仙调查的同时,即紧急筹备隔离医院,可当地居民已对霍乱“谈虎色变”,连“雇请一杂役亦不可得”,组建中的许多事务必须亲自动手,晚上举着“柏皮火把”加班。此外,由于普安地处川陕要道,首先必须加大县城居民的疫苗预防注射,由于医护人员不够,在县城中学抽调15名学生紧急参与训练,“成绩颇佳”。期间,省防疫队注射1300多人,当地医务人员注射也有千余人。隔离医院仅一周时间收容13人,其中死亡3人、治愈4人、其他逐渐好转,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防疫队对霍乱大流行的外在原因进行了梳理。一是与大旱有关。水是霍乱的重要传播途径,1940年直到6月底才有大雨的春夏连旱,山泉枯竭,地势较高的金仙场生活用水更加困难,居民只得在堰塘或稻田取水甚至相互借水,很容易受污染。二是与赶场有关。乡场活跃,“每届场期,四乡居民都来赶场”,赶场民众“多集于茶馆,并购零食,以快口腹,此类零食大半为冷馒头、冷饼、冷肉”,且习惯于“单日赶甲场,双日赶乙场”,“每次霍乱发现,均在场后一二日”,容易扩大流传。三是与生活环境习惯有关。大多数群众生活方式与居住地一样蛮荒,大量住着草房,多贫苦不堪,聚户而居常常四、五人始得一间住房,且房后有粪坑,蝇蚊多,防疫队发现“霍乱患者之全身无处不布满苍蝇”;山地居民多有“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洗脚不如洗洗被盖,洗被盖不如翻过盖”等邋遢陋习,习惯不爱喝开水、爱就地取材饮用质量不高的井水、吃冷饭剩食,容易污染。这些也为霍乱流行构成了天然的、巨大的宿主。

为此,临时防疫队特别要求注意饮水饮食清洁和人口流动防控。由于县城饮水主要在南门外、观音阁,还督促县政府在每处安排一警察,为每一挑水施放漂白粉,消毒防控。重点检查饮食店,“除由警察按日清查外,并由吾人偕同县长,随时亲往各街检查”。

7月31日,根据防疫队的建议,县政府即“通令所属有霍乱之乡镇及其附近区域,一律禁止赶场”,并在县城新建车站设立检疫站,“除对往来旅客加以检视及预防注射外,于即日起八周之内禁止剑阁人民出境,以免将疫症带至他处”。剑阁拉响的霍乱预防红色警报,梓潼、三台等地迅速仿效,瘟疫流行得到有效缓解。“成都未被蔓延”,陈志潜认为设立检查站是重要原因之一。当年,省卫生实验处在总结川北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公布了《四川省各市县设定检疫站办法公告》,其中第8条规定“检疫站于必要时有停止旅客出入县境之权”。

与此同时,省卫生实验处特批霍乱疫苗和救急灵芝水800瓶,剑阁即分派3个救护队赴农村疫区开展救治,一路到重点疫区金仙、演圣一带,二路到白龙、鹤龄一带,三路到开封、元山一带,虽然是杯水车薪,但经过近一个月的紧急注射疫苗及治疗、隔离,加之“交通素阻之山地”人口流动趋缓,剑阁霍乱大流行得到了有效遏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罗锦成医生谈到赴演圣一带防控时,眼看沿河一带,停放着一排排未下葬的棺材、火匣和随意丢弃的尸体,其悲惨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不寒而栗”。

病树前头万木春

疫病史自有其脉络。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多次遭到霍乱的沦陷,尤其是民国时期发生频繁,1932年霍乱全国大流行,1940年四川霍乱发生是1939年四川大流行的继续,据《廿九年全国霍乱疫情统计表》记载,四川发生霍乱为川北九县,有病例421621人,死亡41787人,而川北又重在剑阁。时值中日战争相持阶段南宁80年代霍乱,穷凶极恶的侵华日军丧心病狂地发动细菌战,川北霍乱引起了陪都重庆方面的警觉,这年夏天,卫生署派出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奥地利专家伯力士于8月4日赴蓉,会同处长陈志潜前往调查,可惜至盐亭时因洪水泛滥受阻,紧接着卫生署9月13日又派刚大学毕业任重庆防疫处技师的钱大椿前往川北调查一月余(其中在剑阁半个多月),形成有《川北霍乱流行报告书》,后被战时联疫联合办事处纳入《二十九、三十年工作报告》。虽然最终对病源没有定论,但《日本细菌战在四川真相》的作者杨迤认为,“日本绝对在四川实施过细菌战,而这些病菌中就有霍乱”。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宋诗说明我国人民对由来已久的瘟疫预防的重视程度,人类的历史也是与瘟疫较量的历史。清朝末年东北爆发了20世纪最严重的肺鼠疫,清政府首次有组织有成效地展开了防疫。进入20世纪30年代,四川省公共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但较上海、南京等地发展缓慢,虽在1932年发布过广为张贴防治霍乱宣传布告的训令,但直到1939年前省内没有任何类型的公共卫生组织机构,民众还没有接受现代卫生常识的渗透。

尽管这里的人们听天由命的思想还很浓,但他们也拥有独立的世界。不重视民生的旧政府,在卫生署、卫生处关注下有一些临时应急举措,并在这一年开始实施“新瓶装旧酒”的新县制和充实乡保人员,在这一千年未遇的悲摧事件上,并没有见到有效的救助手段,更多的是无所作为、漠不关心。瘟疫之下,一人患病、全家难免,一家患病、全村遭殃,一些家庭命运由此改变,仅留下的孤儿数以百计,大片田园荒芜,给剑阁生命财产以重创。此后地方除将西医诊所改名为县卫生院和进行数据统计外,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并未实质展开,而且,当年11月上旬召开的乡镇、部门长官60多人参加的县秋季行政会议,在详实、长长的10多页三天会议纪录上只有县长王应蒿“不过今年发生的虎疫二、三区死亡颇大,继后没有好久即消灭,这也值得个人非常欣慰”这寥寥、冷漠的几句总结而已;随后,当年年末岁首省民政厅长胡次威在剑阁召开分区行政会议,即使在如此困境下,在厅长离剑时还发生30多人挡车拦访上诉“区长贪污腐化”;横尸遍野的剑阁霍乱竟然没有在堪称繁荣的成都媒体上公之于众,只是在1941年初四川卫生处《卫生通讯》(创刊号)留有《剑阁三台等处扑疫记》。如此,令人沮丧的民国政府,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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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或许剑阁西北片区(剑门蜀道沿线)民间多少吸取了1919年霍乱袭来后的教训,有统计数据证明,死亡打击较东南片区渐渐削弱,似乎算是躲过一劫。1940年全县交军粮“旧欠不减,抽壮丁1249人入伍奔赴前线,仅较上年少695人”,即使在这样命途多舛的年代,剑阁存留下来的儿女没有选择逃避,爱国为上,自强不息,为四川作为抗日兵源和粮食大省作出了宝贵的支持和奉献。另一方面,一向保守散乱的中医学界却在那场灾难中走向团结,主动接纳现代医学知识,探索融入当代医疗体系,成立了“夏令卫生委员会”“县国医公会”“县医师公会”。

建国后,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广大人民与危害健康最大的传染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较短的时间内,鼠疫、霍乱等甲类传染病消失绝迹,各地疫情报告制度健全起来。殷鉴不远,曾经遭受瘟疫严重摧残的剑阁,坚持常年整治环境,消除细菌病毒滋生场所,改造水井、厕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充满悲凉与疾病的旧时岁月换了人间,《四川日报》曾多次以大版篇幅报道剑阁卫生工作,时任省委书记的李井泉称其是全省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面旗帜,剑阁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卫生先进县)殊荣,并于1997年、2017年成功创建四川卫生县城、全国卫生县城。与剑阁1940年霍乱大流行冥冥之中呼应的是,在1958年“上山下乡除害灭病”的活动中,这位后来被称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的华西医科大卫生系代主任陈志潜教授当时被错划为右派,与学生一起再次来到剑门山区,为农村正如火如荼开展的“除害灭病”、保障农民健康方面做出了卓越功勋。

历史远去,余音未结,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先辈们与疫情搏击的痕迹早已被科学精神取代,中国挺住疫情的决定性成果受世界瞩目、彰显了制度优势,其阻击者们的身影更感天动地、温暖人间。在剑阁霍乱大流行80周年之际,是以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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